消费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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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是指用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产品。其范围包括家电、儿童用品(包括玩具)烟花爆竹等产品。由于消费品遍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其安全性被各个国家所重视。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先后发布自己的消费品安全法规(法案),如欧盟的《通用产品安全指令》(2001/95/EC)和各种特殊产品安全指令,美国的《消费品安全法案》(CPSC)及《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CPSIA),加拿大的《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案》(CCPSA),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案》(ACL)。这些法规(案规)规定了消费品安全的基本要求,以保护本国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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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食品贸易国际化,食品安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挑战和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各国纷纷建立相应的食品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为了顺利跨越这些技术壁垒,出口企业必须付出很大精力关注频频发生的问题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专题旨在对我国食品出口企业遭遇到国外市场的主要技术壁垒,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帮助我国食品出口企业跨越目标市场国的技术壁垒,从而顺利进入目标国市场。
能源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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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能源的利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面貌。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呈急剧上升的趋势,世界各国在传统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方面遭遇了瓶颈,由此引发的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加大对能源节约的研究,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各项节能减排技术,并以国家规章制度的形式保证各项措施的成效,如日本的领跑者计划、欧盟的生态设计指令、美国的能源之星等。研究国外能源与环境相关法规和标准,可以帮助相关出口企业积极应对技术壁垒,降低经济损失。
一带一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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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
陈慧敏,女,南京理工大学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与应对、区域标准化研究。科研项目:先后主持江苏...
程光伟,男,1984年4月出生,东华大学纺织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纺织及轻工行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 科研项目:先后参...
刘颖,女,1977年1月出生,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原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博士后(化学与工程专业),高...
庞淑婷,女,1985年12月出生,浙江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博士,原国家质检总局WTO/SPS通报评议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和农业...
冯竹,男,1990年2月出生,河海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在读,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机电能效方向),食品添加剂研究。科...
汪洋,女,1989年7月出生,南京医科大学药物分析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农产食品、化学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工作,熟悉气相色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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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发布日期: 2025-01-22 来源:tbtguide 字号: [ 大 中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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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在国际环境协议中美国优先》的行政令,称制定和参与国际协定谈判时需要把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巴黎协定》没有反映其价值观或对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的贡献,并且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为此立即退出该协定。美国再次“退群”,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包括:
1、全球减排目标的直接冲击
美国的排放权重:美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12-15%(2023年数据),是全球第二大排放国,并且是全球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退出后,若其放松国内气候政策(如放宽化石能源限制),可能导致排放量反弹,直接拉高全球排放总量。
国家自主贡献(NDC)失效:美国原承诺到2030年减排50-52%(以2005年为基准),退出后其NDC将失去国际约束力,全球实现《巴黎协定》2°C目标的难度显著增加。据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AT)测算,美国当前政策仅能实现减排24-35%,退出后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
2、国际气候资金与技术转移的萎缩
绿色气候基金(GCF)缺口:美国是GCF历史第二大捐助国(承诺30亿美元,实际支付10亿美元)。退出后,其剩余资金可能冻结,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如基础设施升级、灾害预警系统建设)。
技术合作停滞:美国在碳捕获、氢能、电网技术等领域领先,退出或导致与发展中国家的联合研发项目中断。例如,美印“气候与清洁能源议程2030伙伴关系”可能搁浅,影响印度可再生能源转型。
3、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真空
多边机制弱化:美国退出可能削弱《巴黎协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执行力度。例如,其在“损失与损害”基金谈判中的缺席,可能延缓对脆弱国家的补偿机制落地。
地缘政治分化加剧:中国、欧盟或被迫填补领导空白,但三方博弈可能导致气候议程与贸易、人权议题挂钩(如欧盟碳边境税),降低合作效率。2017年美国首次退出后,巴西、澳大利亚等国曾效仿弱化气候承诺,此次可能引发类似“多米诺效应”。
4、美国国内政策与市场的连锁反应
联邦政策倒退:退出可能伴随放松《清洁电力计划》、放宽油气开采限制等政策,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2030年美国煤炭消费可能反弹5-8%,天然气依赖度持续上升。
州级行动局限性:尽管加州、纽约州等承诺“100%清洁能源”,但联邦退出可能阻碍跨州电网整合、削弱碳市场互联性。例如,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覆盖的美国东北部排放仅占全国7%,难以抵消其他地区排放增长。
5、全球能源与经济格局的波动
化石能源市场扭曲:美国退出可能向市场释放“高碳经济仍可持续”信号,延缓全球资本撤离化石能源的步伐。例如,2020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后,美国LNG出口量激增35%,加剧欧洲对美天然气的依赖。
清洁技术竞争失衡:若美国削减对光伏、电动汽车的补贴(如《通胀削减法案》IRA),其本土清洁产业可能萎缩,同时中国、欧盟企业市场份额扩大,但全球技术迭代速度可能因竞争减少而放缓。
6、社会动员与公众信任的侵蚀
气候怀疑论抬头:美国退出可能被反气候行动势力解读为“气候危机不紧迫”,影响公众认知。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支持者中仅24%认为气候变化是“重大威胁”,退出将进一步极化舆论。
非国家主体承压:尽管微软、苹果等企业承诺“碳中和”,但缺乏联邦政策支持可能抬高成本(如绿电采购溢价),削弱企业减排动力。国际非政府组织(如C40城市联盟)的协调压力也将增大。